Dugar, Subhasish, Arnab Mitra和Quazi Shahriar. 《Deception: The Role of Uncertain Consequen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14 (2019年5月1日): 1–18. https://doi.org/10.1016/j.euroecorev.2019.01.010.

Abstract ​

我们研究说谎选择如何扩展到有风险的（risky）环境

我们通过Sender & Receiver Game提供实验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发送方的谎言降低其接收方收益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这只有潜在的骗子才知道。即使所有的减少额都是可能的，但Sender的事后信念表明，与诚实的人不同，大多数欺骗者低估了Receiver收益的实际减少幅度，并似乎利用了这种自利偏见，导致相对于完全确定的基准局，被试的谎言要多得多。随后的实验局通过提供其他证据或消除可能的混杂因素，确保了这种偏见。干预实验局会使得Sender的偏差得到纠正，从而减少说谎。

1. Introduction ​

谎言对被骗方的影响往往是不确定的

当决定说出“black lie”时（说谎者的收益改进，而被骗者收益减少 Gneezy，2005），潜在的说谎者可能并不总是确切地知道他们的谎言会减少骗子的物质收益的数量。许多情况下，潜在的说谎者只知道可能金额的分布，这些金额最终决定了说谎者减少他人收益的大小。为了组织思想，请考虑下面的故事，是从Gneezy（2005）借来的，并进行了更改以适合我们的研究：

约翰逊先生即将达成交易，以120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的汽车。发动机的机油泵工作不正常，如果约翰逊先生不告诉买方，发动机在炎热的第一天就会过热，从而造成300美元或500美元的损害赔偿（修理泵的成本）。给买家。在冬天，买家现在唯一能了解这一点的方法就是约翰逊先生要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先生必须将价格至少降低300美元。如果约翰逊先生不告诉买家，则买家只会在下一个闷热的日子才知道这件事，从而可能造成300美元或500美元的损失。

知情方的谎言可以提高自己的物质收益，并减少不知情的一方的物质收益，尽管这是随机的，而不是确定性的。

使用Gneezy（2005）实验设计，我们研究了Black Lie的不确定后果的存在如何影响人们讲这种谎言的决定。

研究此主题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还因为实验表明人们通过偏爱对风险和歧义的自利解释来追求自私的利益（Haisley和Weber，2010； Konow，2000）或采取针对客观风险的自利（Exley，2015年）。从本质上讲，这些研究表明，人们经常利用不确定性来形成针对客观风险的主观信念，因为这些蓄意的、自私的扭曲信念似乎减轻了其行为对他人施加的物质伤害的严重性，从而帮助人们解决了冲突在道德上是对的，在个人利益上要有利于后者。尽管以上研究和相关文献研究了在涉及分配公平的情况下对目标风险的自我维护如何促进自私行为，但他们并未探讨允许出现不真实行为的情况，因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探索的不确定性容易受到人们系统操纵的影响，从而帮助他们更加不诚实。

Smaller-reduction treatment & Dictator treatment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诚实的Sender的信念的偏见程度并排除其他解释，我们设置了一个包含上述两个实验元素的实验（Smaller-reduction treatment）和一个修改后的独裁者游戏进行了额外的实验，给receiver不确定结果的独裁者实验（Dictator treatment）

• 这些数据产生了两个证实性的见解
  • 不诚实的发送者对不确定性待遇的信念可能自私地偏向于降低1美元的费用，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忽略了降低接收者17美元的付款的可能性
  • 在不确定性治疗中说谎的发生率较高，并不是由于不诚实的发送者对接收者的钱选择冒险的偏好

Nudging treatment

我们设计Nudging方法，以测试与上下文相关的细微提示是否会减轻由信念驱动的偏见，从而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降低不诚实的比率

准确地说，我们会在发送者决定撒谎（或不撒谎）之前提取发送者对抛硬币结果的信念

我们发现，Nudge修正了发送者对投掷硬币客观可能性的信念，说谎水平与对照组相比统计上相同

总体结论 ​

• 不诚实的Sender的有偏信念导致在Uncertainty Treatment中产生更高的欺骗率
  • 基于Dictator处理的结果，排除不诚实的发送者对接收者的金钱寻求风险偏好的混淆
  • Nudging的结果进一步支持：当发送者对接收者收入减少$11的可能性与客观风险相一致时，说谎率下降到和对照组一样的统计水平
  • 使用Nudging & Uncertainty treatments的数据来估计回归模型，发现Sender的有偏信念显著增加欺骗

欺骗者对客观风险的有偏信念是事前/事后现象（ex-ante / ex-post ）？ ​

• 事前解释：这种偏见是欺骗者在决定说谎之前就对结果可能性产生的结果
• 事后解释：偏见是欺骗者在撒谎后以借口维持正面的自我形象

我们评估两种解释，但是现有证据不允许我们偏向于其中一种解释

创新：三方面贡献 ​

• 推进Gneezy（2005）开始的文献已经证明“Lying aversion”，将诚实的偏好扩展到Uncertainty Environment
• 为近期文献提供证据，证明人们经常在欺骗行为前后为自己谋取自负动机而找借口
  • 记录/增加了对客观风险系统的自我服务解释（self-serving explanation），也可以用来使行为更加欺骗
• 在不同的战略环境中，在人们面临诱惑他人做出自私选择之前，甚至在自费选择的诱惑下，提供微妙的道德提醒或暗示可能会大大减少自私自利行为或增加亲社会行为（Chen和Gesche，2017; Pruckner和Sausgruber，2013; Shu等，2012; Bateson等，2006; Rigdon等，2009; Babcock等，1995）。 Rabin（1995）从理论上研究了道德推理中的自我服务偏见，并建议将“'salience injection”作为改善个人道德行为的一种可能的解药。
  • Thaler和Sunstein（2003）提倡“自由主义家长式”，其目的是在不删除任何现有选择或不显着修改经济诱因或削弱人们的选择自由的情况下改变个人行为。判断和决策研究人员还提出，当道德和自我利益发生冲突时，外部干预可能会减轻这种偏见（Moore等，2010； Pronin，2007； Chugh等，2005； Pronin等，2002）。 。我们的干预治疗采用上述研究中提出的总体策略，并提供了符合道德改善要求的新人选。

2. Related literature ​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对自私偏见在具有道德基础的决策中的作用感兴趣

• 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1957）
  • 当相反的动机冲突时（e.g. 最大化报酬，同时最小化对他人伤害），个人可以通过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念或调整行为来避免心理不适
• Messick and Sentis（1979）表明，当个人决定公平的工资分配时，与从事相同工作的他人相比，他们为自己索取更多的钱
• Bocian和Wojciszke（2014）允许被试观察其他人的违规行为（违反规则或作弊），往往被认为不道德，但当被试可以从相同的违规行为中获利时，这种判断就变得宽容得多
• Trivers (2011)人们试图向自己保证为自身利益服务不会违反他们的道德原则
• 关于道德伪善的研究（Batson等，2002； Batson和Thompson，2001）
  • 当道德行为甚至会导致轻微代价时，人们就会表现出自私、不道德的态度
  • 但人们喜欢保持道德风范，并且常常自我放纵地相信这种伪装。
• 经济文献中Exley（2015）设计实验，以调查潜在的捐赠者是否以风险为借口而不向慈善机构捐款
  • 在设计中，受试者在自己的风险或特定收益与慈善的风险或特定收益的所有四种组合中做出四种类型的二元决策
  • 当受试者在自己与慈善机构之间的收益面临零权衡时（即当他们不能以风险为借口而不给予捐赠时），他们在自我彩票和慈善彩票中表现出相似的风险规避模式
  • 相比之下，当受试者在两个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时（即当他们可以诉诸风险作为不给予的借口时），相对于自我风险，他们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回避
  • 结论是，受试者加重了慈善彩票返回零美元收益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借口为自己选择了一定数量的收益，而不是慈善彩票，因此捐赠较少
• Exley (2018)发现人们利用不良的慈善业绩作为不捐赠的借口
• Haisley和Weber（2010）表明，想要增加自己的收入但又想假装自己的行为举止公正的人们，会自私地高估对被欺骗者的预期收益
  • 他们在独裁者游戏中匹配接收者的收入，在“公平”选项和“不公平”选项间选择
  • 公平选择权给两个主体相对相等的分配，而不公平选择权给独裁者更多，而给接收者更少，并且还使接收者的分配取决于具有已知概率（客观风险）或未知概率（模糊性）的彩票
  • 尽管两种彩票的结果客观分配是相同的
  • 他们发现，在模棱两可的彩票中，独裁者选择不公平选项的机会要比简单彩票中的独裁者更多，并且在模糊性下，独裁者对接收者分配的期望值的估计被夸大了，这表明独裁者更有可能形成关于模糊性的自利信念
• Dana（2007年）证明，对行为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可以打开“道德摆动空间”
  • 在Hidden Information treatment中，每个独裁者在选择选项A时会收到$6，在选择选项B时会收到$5，但是接收者从A和B的收益是由游戏前的掷硬币决定的：分别为$1和$5（如基准局）或翻转（分别为 1）
  • 独裁者可以通过单击按钮来无成本地了解接收者的真实收益，尽管该决定对接收者而言是保密的
  • 这种处理使独裁者不知道对接收者的确切后果，选择了更不公平的选择（即A）（63％，而基线中为26％），超过50％的人选择保持无知。
  • 作者的解释：对某人行动后果的不确定性是一个“面纱”，使人们可以做出自私的选择，同时保持对自己是非自私的选择的幻想
• Clots-Figueras（2015）研究了一种Cheap-Talk Game改进的信任游戏中的说谎行为，其中接收者总是知道乘数k的真实值，而发送者只知道有关k分布的信息。他们发现，大部分接收者都在真实的k值附近，而几乎所有发送者中的一半都是容易骗人的，并且交易额超过了平均值
  • 他们的研究表明，一种特定类型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在涉及信任的情况下导致更多欺骗

但经济学其他文献中研究自我服务偏见的作用

尽管在与我们或上述研究不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罗德里格斯·拉拉（Rodriguez-Lara）和莫雷诺·加里多（Moreno-Garrido，2012）研究了在独裁者和接受者对独裁者可获得的盈余的相对贡献有所不同的情况下，竞争司法原则（平等，问责和自由主义者）如何解释独裁者的选择划分。他们发现独裁者会按照正义原则的“最自私”行事，并得出结论，正义原则对自私行为者施加了约束，他们通过采用最能满足其物质利益的原则来试图绕过这些约束。

Rustichini and Villeval（2014）研究道德伪善，要求受试者在独裁者，最后通牒和信任游戏中做出假设选择，并对这些游戏中所有可能转移的公平性和不公平性做出判断。一周后，同一个被试用真钱而玩相同的游戏，并做出类似的判断，这使作者能够衡量实际选择与假设选择之间的差异（如果有），还可以检查以后的公平性判断是否更符合最初的判断。公平性判断还是以实际选择为准。作者发现，实际选择违反了最初的公平性判断，后来的公平性判断又倾向于实际选择。他们将对自我选择做出自我欺骗性调整的证据解释为道德虚伪。

最后，我们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文献，分析了人们如何可以欺骗性地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具体来说，许多实验室实验已经使用具有单方面不完整信息的最后通牒博弈的标准或修改版本来检查了私人信息对讨价还价结果的影响（例如，Güth和Huck，1997； Croson等人，2003； Gerth等。 Güth等，1996； Kagel等，1996； Pillutla和Murnighan，1996； Rapoport等，1996a； Rapoport和Sundali，1996b； Straub和Murnighan，1995； Mitzkewitz和Nagel，1993）

这些研究使提议者和响应者都知道饼的潜在价值及其概率，但只有提议者才能了解饼的价值。

• 这些论文广泛地证明了一个结果，该结果在文献中被称为“隐藏在蛋糕背后效应”（“hiding behind the cake effect”）
  • 即使饼的大小相对较大，提议者仍会自发地使用信息不对称性来大幅降低报价，而响应者则接受这样的报价
• Ockenfels和Werner（2012）与德国一家报纸合作在互联网上进行了独裁者游戏实验
  • 扮演接收者角色的个人要么知道或是不知道独裁者要分配的蛋糕大小
  • 根据接受者是仅获知给他们的量的量还是接受实验后获知的蛋糕的大小，如果独裁者只关心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那么他们就不会在乎接收者对蛋糕大小的了解。相比之下，当接收者只是不完全了解情况时，那些关心被认为是公平的独裁者往往会躲在大蛋糕后面。他们发现一些独裁者躲在大蛋糕的后面，表明这些独裁者在乎接收者的信仰

3. The experiment ​

3.1. The Games And Treatments ​

Sender & Receiver

在不通知接收者每个选项下的收益分配的同时，通知发送者。接收者从发送者那里收到消息（这是接收者获得的唯一信息）后，接收者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这确定了各方的收益。接收者只会了解自己的收入，而不会了解游戏中任一玩家的其他收益。结果，即使在游戏结束后，她仍然不知道有关期权收益分配的信息，也从未得知自己是否被骗过。发送者知道接收者始终处于黑暗中。这是游戏的总体结构

Control & Uncertainty

3.2. The procedures ​

我们对表1所示的每种treatment进行了2-4次实验。在每个环节中，我们招募了偶数的参与者，他们参与了相关欺骗游戏的one-shot game中的一种Treatment，并且只有一种Treatment。其中一半被随机分配为发送者角色，另一半则为接收者角色。两组坐在不同的房间里，永远不会在同一时间在一起。每次会议从受试者库中随机招募两名付费监控人员，每个房间一名，以协助实验人员。总共，我们为这两种Treatment方法招募了89对发送者/接收者。所有实验课程均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进行。仅招募没有对Gneezy（2005）类型欺骗实验有任何先验知识的本科生。

Fig. 1. Sender-belief elicitation as per the discrete method in the Uncertainty treatment.

双盲分配号码：一组人员到达指定房间后，按照双盲协议为每个受试者随机分配一个注册号。也就是说，注册号不仅对其他被试，而且对实验者都是匿名的。注册号用于将发送方与接收方随机匹配。

说明和测试性问题：

然后给每个受试者一份说明书的副本，此外，实验者大声朗读说明书。然后，所有来自受试者的问题都会私下回答。

经过“控制”处理后，会话转移到了发件人的决策阶段：给每个发件人一张“消息卡”，上面印有消息A和消息B。发件人只需要圈出他希望发送的消息，然后将卡面朝下放置即可。在发送方做出决定之前，不确定性处理又走了一步：我们（实验人员和监视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抛硬币来确定每个接收方的收益。实验记录了抽奖结果，但未与发件人共享。说明说明了实验的所有这些规则。附录中提供了说明的副本。在我们完成了随机化之后，不确定性处理中的发件人使用消息卡做出了与对照处理中相同的决定。完成所有发件人的决定后，便会收集卡，然后由实验人员将其带到收件人的房间。然后，每个发件人的留言卡都会私下传递给与其匹配的收件人。在收集留言卡的所有处理中，它们都面朝下放置，以使实验者无法将选择映射到发件人。请注意，从接收者的角度来看，两种处理之间的决策过程是相同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每种选择下的收益。阅读该消息后，每个接收方都会在一张纸上的两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

支付：确定所有科目的付款，并以私下、现金和顺序方式付款。为了保持匿名，我们将受试者的收入放在单独的信封中，上面写有注册号，然后将它们放在桌子上。对象（发送者和接收者）在出门时拿起信封。不确定性Treatment的发送者在决定（或不撒谎）之后以及收到最终付款之前，对与激励兼容的信念激发问卷做出了回应。我们的程序紧随Vanberg（2008）中使用的程序。问卷要求他们通过从图1中的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来猜测抛硬币是否会给各自的接收者带来更大或更小的收益。每个选项的收益取决于每个发送者和接收者对的抛硬币的实际结果，并使用二次计分规则进行计算（Schlag等人，2015； Rey-Biel 2009； Costa-Gomes和Weizsa¨cker 2008； 2011）。 Nyarko和Schotter，2002年； McKelvey和Page，1986年； Brier，1950年）。严格保留所有被试决定的匿名性；在实验期间或实验之后，发送者和接收者从未得知彼此的真实身份。此外，在实验期间或之后，接收者永远没有机会发现发送者是否真实。专门指示监控人员保持匿名并防止受试者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3.3. Hypotheses ​

根据已有文献中的发现，说谎和激励相关（Mitra & Shahriar，2018; Innes & Mitra，2013; Gneezy，2005）

则如果Sender向Receiver欺骗成功，因为Control treatment和Uncertainty treatmentReceiver预期收益相同，这两种Treatment的欺骗率应该相同

但是根据我们在第1节和第2节中的讨论，我们假设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不确定结果可能会为发送者提供形成有偏见的信念的范围，这些信念在本质上可以是自我服务的。特别是，如果发送方认为根据选项B实现的Receiver收益将为$8（i.e. 如果他撒谎并且被Receiver认为，那么该谎言将使Receiver的收益减少较小的金额的概率大于0.5，则该谎言对接收者造成的预期伤害似乎对发送者而言小于14$），因此给出假设：

Hypothesis 1. Uncertainty treatment中不诚实Sender的比例预计将高于Control treatment

由于我们认为Sender可能会形成偏见，以说服自己在Uncertainty treatment中撒谎或为谎言辩护，因此我们预期Sender信念数据能反映出这种偏见

Hypothesis 2. Uncertainty treatment中不诚实Sender对实现$8收益的信念将大于50％的客观可能性

4. Results ​

不同实验局的欺骗率 ​

• Hypothesis 1. √：Control treatment中，只有57％的欺骗率，而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数字增加到86％，与预期一致

  使用Z检验进行比例差异，我们发现Uncertainty treatment中不真实Sender的比例增加具有统计显著性（Z = 2.93，p = 0.003）

• Hypothesis 2. √：信念调查表中提取Sender对选项B下两种可能的接收者收益（8）可能性的信念

  • 如果信念无偏，那么平均信念都将约为50％；
  • 图3中我们发现撒谎的Sender中，$8的平均置信度为60％（sd = 17.19％），这与客观可能性50％（单样本符号秩检验得出Z = 3.15和p = 0.002）
  • 查看信念分布，在说谎者中，对$8可能性的信念始终是50％或更高，而在说真话者中的信念则是高于和低于50％，平均值为50％（标准差= 15.81％）

• Receiver在Uncertainty treatment和Control treatment中行为相同，汇总数据显示平均82％的Receiver遵循消息

• 数据表明Sender利用Receiver收益的不确定性更多地在于Uncertainty treatment

• 基本解释：对于外部性的有偏信念→导致道德成本相对低→Uncertainty treatment的欺骗率高于Control treatment

事前和事后的辨认：不能辨认！ ​

• 事前解释：不诚实的发送者可能在说谎之前就认为说谎比实际危害要小，已经形成了偏见
  • 与Gneezy（2005）开始的Sender－Receiver文献一致，表明Sender确实在他们决定撒谎前考虑了说谎的后果
  • Gneezy（2005）和其他研究表明，在控制Sender的经济利益后，撒谎的外部性增加和撒谎负相关
• 事后解释：发送者可能用有偏信念为欺骗行为辩护，从而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
  • 这与Andreoni和Sanchez（2014）的发现吻合，表明欺骗者可能扭曲自己的信念以维持积极的形象。
• 我们的实验设计不允许我们在信念形成的时间上区分这些互斥观点

5. Further testing for the bias and possible confounds ​

新实验局检验：不依赖信念提取方法来研究偏差程度（extent of bias） ​

• 由于存在其他信念提取方法（belief elicitation methods），并且研究者不同意其合适性，因此研究者尝试通过不依赖信念提取的方法研究偏差程度
• 与Uncertainty treatment相比， Smaller-reductionTreatment取消选项B下造成$2的可能，Sender的收益是确定的$8
• 因此如果Sender的信息被接受，则Receiver的收益将减少较小的金额（$11），而使用客观概率计算的Uncertainty treatment的减少量为$14
• 因此与Uncertainty treatment相比，Smaller-reductionTreatment中的谎言危害较小
• Smaller-reduction Treatment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不确定性的间接度量
  • 如果Sender完全抛弃$2结果的可能性，那么在欺骗率上两个treatment应该统计无差异
  • 两个treatment之间的欺骗率越接近，隐含的偏见（趋向于$8结果）可能性越高

欺骗率上两个treatment真的统计无差异 ​

• 此Treatment中89％的Sender撒谎
• 而86％的Sender在Uncertainty treatment中撒谎
• 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说谎比例低于较小缩减中的说谎比例，但差异很小，无法拒绝零比例假设的统计假设（Z = 0.42，p ＝ 0.68）
• 证明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Sender实际上完全忽略了谎言带来更大损害的可能性

检验风险偏好的替代解释：Dictator Game ​

• Uncertainty treatment和Smaller-reduction Treatment之间仅表明，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欺骗率很高，但不能说明说谎是由有偏信念导致的
• Uncertainty treatment的高欺骗率可能是由于Sender相对于收款人收益的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s）
• 研究（Agranov et al., 2014; Kvaløy et al., 2014; Andersson et al., 2013）表明，当不确定因素只和他人回报相关时，人们可能会冒险
  • Sender可能认为选择B选项既能改进收益，同时Receiver也可能有机会损失更少（8$）
• 设计Dictator Game Treatment
  • Sender在和之间选择：两种选择都不改进Sender收益
  • 如果Sender正在为Receiver的收益寻求风险，那么应该预期Sender选择的机会要比更多
• 结果反驳了风险偏好：31％的Sender（26中8）选，69％（26中18）选
  • 如果Sender的风险偏好会影响Sender在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决定，那么这可以解释Sender推荐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选项B的可能性要比Control treatment低，而不能解释为较高的
  • 因此拒绝风险偏好的解释

两个主要结论 ​

• 当谎言给接收者带来不确定的收益后果时，发送者撒谎的可能性会更大
• 很可能是通过有偏信念导致说谎增加

6. Correction of the Bias & Robustness Check ​

• 外部干预可以通过纠正有偏信念来促进诚实吗？

Nudging：正确计算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正确计算发送者所承受的预期损失 ​

• 干预机制要求被试持有与抛硬币两种可能的客观概率相同的信念
• Nudging处理要求每个Sender在选项B下猜测接收方收益（随机结果由抛硬币产生），然后由Sender决定是否撒谎
• 使用与以前相同的离散信念提取方法
• 如果可以使Sender保持正确信念，那么在Nudging和Control treatment之间，欺骗率可能统计无差异
• 在Uncertainty treatment中，Sender的信念是在决策阶段之后才提取的，因此信念提取机制不可能影响Sender的实际决定
• 此外Sender在决策阶段不知道以后会受到信仰提取步骤的影响
• 61％的Sender（38中23）在Nudging处理中撒谎
• Control treatment中Sender的57％，Uncertainty treatment中Sender的86％欺骗
• Nudging处理中不诚实Sender的比例在统计上显著低于Uncertainty treatment中的比例（Z = 2.56，p = 0.01）
• 但与Control treatment中（Z = 0.29，p = 0.77）没有统计学差异
• Sender对$8可能性的平均信念为53％（sd = 20.79％），我们无法拒绝该信念与50％的客观可能性不同（Z = 1.13，p = 0.26）
• 通过决定前让Sender注意投掷硬币结果似乎减少了偏见和说谎行为

实验证据受到的测试方法约束 ​

• 尽管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偏见会帮助某些发件人说谎，但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证据受到一些与在战略背景下衡量个人信念有关的基本问题的约束

• 第一个问题：尽管存在金钱激励措施来真实地唤起人们的信念，但人们可能会误报他们的真实信念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激励性信念或相关性度量虽然相当有用，但最终它们提供的信息不足

• 第二个问题：很难知道信念提取是如何改变信念的，按照定义，我们不会观察到未经请求的信念（unsolicited beliefs.）

  Schlag（2015）讨论这些测量问题。

主要发现对不同的信念启发协议的稳健性 ​

离散信念提取：在Uncertainty and Nudging treatments中使用的信念提取是离散的，因为它要求被试从图1中描述的五个选项中选择。然后将这些选项解释为实现$8的五个不同的可能性度量：100％，75％，50％，25％和0％

问题：离散信念提取为Sender提供有限选择，因此结果将导致在特定方向上的偏斜（skewed）分布

重新运行两种treatments（标记为Uncertainty_cont_belief和Nudging_cont_belief） ​

• 连续的信念提取：允许被试在纸上写一个介于0到100之间的数字，直到小数点为止

  • 使用类似于离散协议中使用的二次评分规则激励该过程

• 如下所述，来自两种新Treatment方法的数据在质量上看起来与相应的原始Treatment方法相似，因此为我们所讨论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 Uncertainty_cont_belief中，Sender中有85％（41名中的35名）欺骗

• 在Nudinging_cont_belief中有63％（40名中有25位）的撒谎者；

• Uncertainty_cont_belief中的说谎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Z = 2.86，p = 0.004），而Nudging_cont_belief中的说谎比例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Z = 0.48，p = 0.63）

• 在Uncertainty_cont_belief中，在撒谎的发送者中，关于实现$ 8可能性的平均发送者信念为59％（sd = 16。51％），这与50％的客观可能性（单样本带符号秩）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Z = 3.38和p = 0.001）

• Nudging_cont_belief再次发现，关于$8实现可能性的平均信念为53％（sd = 21.88％），并且我们未能拒绝该信念的50％原假设（Z = 1.22和p = 0.22）

两种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 ​

在表3中，我们使用来自连续信念会话的单个发件人的数据，展示了两种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设置欺骗为虚拟变量

如果从Uncertaintyty_cont_belief（Nudging_cont_belief）处理中得出观察结果，则不确定性处理的值为1（0）。信念是连续的，它取值[0％，100％]。模型（1）的结果基本上重现了Uncertainty_cont_belief和Nudging_cont_belief处理之间倾向的差异。当我们在模型（2）的右边引入Belief作为解释变量时，其边际效应在统计上显著且为正。它表明，信念增加1％，会使不诚实的可能性增加0。02。 （相应的弹性为1。19。）模型（2）的结果还表明，一旦我们控制了信念，不确定性处理的边际效应将从0。25降低到0。21。这符合发件人按照其信念行事的期望。我们想指出的是，不确定性处理的边际效应的降低并不明显。我们推测这是由于脚注21中讨论的信念引发过程导致的对Uncertainty_cont_belief处理中信念的偏见可能减少了。总而言之，我们发现不诚实的发件人的偏见会导致较高的说谎率。

上述主张有三点证据支持。首先，我们消除了不诚实的汇款人对收款人的金钱寻求风险偏好的潜在解释。其次，我们通过从Nudging和Nudging_cont_belief处理中得出的证据表明，当发送者对Receiver的收入减少$ 1 1的可能性的信念与客观风险相符时，说谎率下降到统计学上等于Receiver的水平。对照Treatment。最后，从我们的Probit模型得出的结果统计上可以证明，有偏见的发件人信念会大大增加说谎。

7. Conclusion ​

我们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实验，研究人们撒谎的倾向，当他们的撒谎对Receiver的物质收益产生负面影响时。但是，负面影响是概率性的（客观风险是准骗子的私人信息），而不是确定性的，即使在两种情况下，谎言的预期损失金额相同。我们使用Sender－Receiver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Sender可以通过建议采取违反Receiver实质性利益的行动来欺骗不知情的Receiver。我们发现，当发送方的谎言给接收方造成损失的概率是确定性的时，发送方的谎言要多得多。

对客观风险的狂热信念以及来自其他处理方法的数据似乎表明，不诚实的Sender通过对目标风险采用自我服务或自我辩护的解释，严重低估了其谎言对Receiver造成的预期损失量。此外，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撒谎的可能性很高，并不是由不诚实的Sender对Receiver的钱进行的冒险行为引起的。最后，我们考虑两种可能的解释，即撒谎者对客观风险偏见的准确时间，以便能够撒谎。第一种解释采用的观点是，说谎者在决定撒谎之前会先产生偏见（事前解释），而第二种解释则认为撒谎者先撒谎然后再产生偏见（事后解释）。但是，我们的数据无法区分这两种选择。

先前有关撒谎行为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当撒谎会确定性地降低另一方的物质报酬时，人们会表现出巨大的“撒谎厌恶”。我们的结果表明，人们的说谎行为对决定说谎的负面影响的基本过程非常敏感。在描述性更现实的情况下，谎言会随机降低另一方的收益，因此有强烈的动机以自我服务或自理的方式解释客观风险，从而导致更多自私和不诚实的行为。观察到的对客观风险的自我理解也与大量文献相一致，文献记载人们经常诉诸各种借口做出对自己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自私选择。

从几条文献中得出的线索表明，Nudging可以使道德显著，从而纠正人们的自我维护的道德偏见，我们也进行了外部干预。在这种新的处理方式中，我们带着不确定性重新审视了原始游戏，并在他们决定撒谎（或不撒谎）之前引起了Sender的信任，而以前的情况是我们在他们决定撒谎（或不撒谎）之后引起了Sender的信任。数据显示，改变信念激发过程的时间会导致撒谎的数量大大减少，而认为撒谎会减少Receiver的支付相对较小金额的不诚实Sender的比例也大大下降。因此，当人们意识到潜在的道德偏见时，许多人似乎会纠正它，并且更有可能做出诚实的选择。

最后的结果对于确定可以减少不诚实做法的简单而有效的策略具有广泛的意义。在允许某人的谎言对另一方产生不确定负面影响的环境中，要求一个人在做出欺骗他人的决定之前（而不是之后）陈述自己对客观风险的信念似乎使道德显着，正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道德可以促进诚实。因此，在“诱惑时刻”之前采取的干预措施可以帮助减少欺诈行为。相比之下，在撒谎后要求人们立即陈述自己的信仰可能会助长撒谎行为。因此，一旦一个人采取了不诚实的行为，现在就提醒他们注意道德标准为时已晚。鉴于有大量的财务资源专门用于威慑，发现和惩罚不诚实的行为，因此像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那样微妙的干预措施似乎代价太高而无法忽略。人们经常采用的一种非正式惯例，尤其是在涉及欺诈行为潜能的情况下，是他们向知情方（如我们开头段落中的小插图中的约翰逊先生）微妙地提醒了人们从一开始就期望诚实。我们的微调治疗在精神上类似于此类温和但有效的提醒。

我们的研究的关键信息是，谎言对其接受者的随机后果会导致不真实行为的增加，这是应当认真对待的，因为许多涉及可能存在不道德行为的经济环境都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结果对各种现实的经济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金融咨询，信用商品市场（Darby和Karni，1973年）和合同关系。

Gawn和Innes（2018）在最近的工作中表明，被撒谎的经历大大削弱了信任和信任度，并辩称其结果对市场和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转具有关键意义。鉴于他们的结果，我们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我们的Nudging治疗的结果突出了心理机制与说谎之间的联系。从这一结果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可以使用战略上相似的微调来引导人们朝着真实的行为迈进。如果设计得当，此类轻推可以促进信任并促进贸易。

当然，在使用特殊总体和特殊实验程序对结果进行概括时，最好要谨慎行事。有必要进行额外的研究，以检查说谎行为如何随着环境的基本随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未来研究的另一种途径是比较不确定性来源是“歧义”（或“ Knightian”不确定性）而不是已知的客观风险时的说谎发生率，因为先前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歧义也持积极态度和自我服务态度这样做可以让他们自私自利地以他人为代价。

Idea ​

2019年在欺骗的领域第一次引入不确定性结果的环境，具体的实验设计基本参照（Gneezy，2005），但是运用了更多的假设检验等（Probit模型回归检验），文献内容更加丰富。

能否跟进不确定性这个方向呢？最大的可能是解决作者提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偏信念的产生时间问题 ​

目前诚实和欺骗行为这一方向的文献的研究趋势中已经基本承认了将道德内在成本内化到效用函数中这一思想，目前针对研究内在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可以期望的是通过有偏信念来帮助减少内在道德成本，促进经济决策的行为方向会流行起来。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欺骗解释不完整 ​

自利偏差需要动机，有偏信念的说法在有动机+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才能实现，

但是文章中检验风险偏好而进行的Dictator Game的实验中，他的结果不能用自利偏差解释，一没有动机，二即便假设有动机但依然和理论预测结果相反，需要新的解释